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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工商登记的思考与建议
发布时间:2012-03-13 信息来源: 点击数: 字号:T | T

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工商登记的思考与建议

吴秋雅、林忠伟、陈振哲、刘晓婧、张黎燕

 

摘要:在高歌猛进的城市化进程和如火如荼的“村改居”改革中,伴随着大批村庄的迅速消失,城中村及其传统农业经济正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集体资产如何改制以保障失地农民的利益成为改革进程中的焦点问题。本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在介绍改制背景的基础上,探讨了几种备选的改革路径;第二部分阐述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登记的政策依据,并以霞梧股份经济合作社的初步试点为例,探讨合作社制度设计;第三部分研究了这种新型组织在工商注册登记中的难点问题和对策,分析了其在我国集体经济改革中发挥的举足轻重的历史作用和取得的成效,第四部分提出进一步完善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的几点思考,抛砖引玉以期对改革在更大范围内铺开提供有益帮助。

 

关键词: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 集体经济改革 村改居

 

一、  集体经济改革的背景和路径选择

随着经济发展步伐的不断加快,城市化、工业化浪潮带给城市周边农村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也带来一些新的问题:农村土地资产减少、货币资产增加;农业人口减少,非农业人口增加;农业经济行业减少,工业、服务业经济行业增加;人口流动性增加、原有人口结构大幅改变等中国传统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的变迁,产生了城乡统筹发展的需求,越来越多的“村”改制为“居”,与日俱增的农民失去了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其身份也由“村民”转换成了“居民”。

如何应对城市化发展进程中遇到的新挑战,寻找一种适宜的组织形式承接集体资产,积极探索登记新的集体经济运作模式,确保集体资产保值增值,保障撤村建居后这些新居民的权益,保证他们不因失地而失去收入来源,保持他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并实现可持续发展,这是时代赋予我们工商人的重大课题,其中有几种路径可供选择:

一是以公司制为取向。公司制是遵循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的一种较为规范的市场经济主体组织形式,具有产权主体清晰、管理制度科学、资源配置高效等优点,但是以其作为集体经济的改革方向,又存在一些难以逾越的障碍:(1)股东人数受限。公司制企业股东人数上限为200人,而村改居后的新居民却动辄成百上千人,如何容纳数量众多的股东,公司制企业显得无能为力。(2)股东出资方式受限。公司制股东必须以其个人或法人的私有财产出资,而集体资产是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组成部分,属于集体所有成员共有,不允许流失成为私人财产(如集体土地),因此,公司制企业也就无法承接诸如土地等集体资产作为公司资本。(3)公司制企业股权具有流动性,可以自由流转,而集体资产具有相对封闭性和排他性的特点,其共同所有的属性仅限于所属村或社范围内的成员,因此,一定条件下只能在内部流转。

二是以集体所有制企业为取向。从理论上说,集体制属于公有制的一种表现形式,能够保证财产的共有属性。但是,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出现了一些不适宜的情况:(1)集体制企业的产权归属不清、产权主体模糊。集体资产虽然集体所有,但并没有分配到个人,出现了名义上“人人享有”而实质上“人人没有”的状况;(2)集体制企业大部分都不独立,普遍依附于政府主管部门,有着政企不分的弊端;(3)集体企业的治理结构和组织形式存在缺陷。集体企业由于人格不独立,常常由上级主管部门代为行使重大决策权,民主管理大多流于形式;(4)在工资分配上,集体企业只能实行按劳分配,或者工资加奖金的分配形式,分配形式比较单一。

三是以合伙企业为取向。鉴于有限合伙企业合伙人数受限,所以本文只讨论普通合伙企业,其成员不做上限规定,似乎符合人数要求,但也存在一些局限:(1)从设立基础上看,合伙企业本质上具有很强“人合”属性,是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通常合伙人之间关系密切甚至有血缘关系作为纽带。(2)从责任形式来看,合伙企业合伙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这对于刚刚脱离农业耕作需要稳步发展的社区新居民来说,无疑具有较高的风险。(3)从法人地位来看,合伙企业只具有相对独立的人格,因此它不具备法人资格。(4)从企业存在的依据看,合伙企业依合伙协议而成立,该协议须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后方才生效,若人数众多,民主与效率必不可兼得,从而增加内耗,产生“民主失灵”的问题。

四是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取向。农民专业合作社是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这种组织构架,不论从人合、还是资合的角度,都比较贴合村改居后集体资产的运作要求。但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首先,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百分之八十以上必须是农民;其次,其所从事的应当是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生产经营活动。依此规定,便将村改居后逐渐脱离农业活动的社区新居民排除在了门外。此外,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自发组成的经济组织,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相比之下,集体资产的集体共有属性,限定了资产的所有权归属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只要身份被认定为集体成员的,就享有集体资产所有权,因此这种权能相对严格和封闭,超出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承载范围。

由此可见,以上改革的备选路径都有其合理性,但又或多或少存在差强人意之处。这就要求我们以科学发展的眼光、务实创新的态度破立结合、推陈出新,因地制宜研究一种适合村改居后集体经济发展的新模式,既能容纳为数众多的股东(出资人),又能借鉴现代企业制度中积极的因素,建立一种产权明晰、责权明确、政企分离、管理科学的集体经济承载体。

二、  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登记的政策依据及初步试点

“三农”问题事关国计民生。十七届五中全会将如何建立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制度作为一项课题摆在重要位置,指出要以科学发展的思路,建立一种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结构升级和转型,也是“十二五”时期的一项重要任务。为了深入贯彻中央精神,厦门市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指导政策[①],旨在发挥厦门在海西建设中的先行先试和龙头示范作用,加快推进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城乡互动、协调发展和共同繁荣。

在党中央、国务院统筹城乡发展、撤村建居的大政方针引导下,在集体资产改制的迫切需求下,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应运而生。它是在厦门市贯彻中央精神的实践中,参照《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汲取多种经济组织的优势,扬长避短建立的一种集体经济运行新模式。其借鉴了现代股份公司的治理结构,引入股份公司的组织制度,建章立制、明确职责,建立了股东(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等机构和制度,使集体资产所有权、经营权、监督权相互独立又互相制衡;它将原来的社区集体资产作价评估折股量化,按股分红,从而形成一种资本经营、股份合作、产权明晰、民主决策、独立核算、自主经营、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新型合作经济组织。除了能弥补其他经济组成形式的不足之外,同时能够享受政府一系列优惠政策,特别是税收优惠、产业扶持等,使集体经济改革在迷途中看到了曙光。

具体来说,股份经济合作社制度设计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集体资产评估作价、确定股份;二是确认股东身份、出资方式;三是设立机构、建章立制。

以厦门霞梧股份经济合作社为例,霞梧社区位于厦门市集美区侨英街道叶厝居委会。早在2005年,叶厝社区就将原来的霞梧自然村作为试点单位,率先进行了集体资产改制,形成了如今的霞梧社区,经过身份认定,共有534名社区成员。为了使集体资产更好的保值增值,保障并提高失地农民的生活水平,使其共享城市化发展成果,去年以来,在各级政府和职能部门的协作努力下,拉开了霞梧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改制的序幕。改革的内容和步骤主要如下:

一是清算资产、确定股权。委托有资质的中介机构对社区集体经营性资产、非经营性资产、资源性资产进行全面清算并作价评估。支持鼓励农民在自愿基础上以征地补偿款、自有资金、集体资产折价入股等形式投资参股,以实现“资源资产化、资产资本化、资本股份化”。合作社共设总股份数668股,每股股值为人民币1000元,实行同股同权、同价同酬。个人股权可依法继承,个人股权和公司股权经成员代表大会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成员表决同意可在本社内部流转,但不得退股提现、抵押。

二是确定基准日、认定股东身份。截止20101231止,在霞梧自然村原改制基础上,根据“死亡不减、嫁出不减”的原则,对近五年来霞梧新增人员身份进行确认,并对经审议的草案进行公示公布,报相关部门备案,最终确定了534名社区成员为合作社股东,原则上不再随人口的增减变动。

三是推选股东代表、设立机构。为提高会议议事效率,并保证合作社内部治理结构科学高效,由新认定的534名股东,以2430人推1人的比例,推选出20名股东代表,连同法人股东厦门市霞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委派的四名代表,共24人组成社区合作社的权力机构,参照《公司法》制定社区股份合作组织《章程》,选举产生理事会和监事会,向集美区工商局申请注册登记。

 20113月,霞梧股份经济合作社正式挂牌成立,这是厦门市乃至于福建省首家登记注册的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开创了集体经济改制的先河,由于先行先试,可加以借鉴的成熟经验寥若晨星,因此,在工商登记方面仍需摸着石头过河,难免遇到一些政策、体制等方面的难题。

三、工商注册登记中的难点、对策及成效分析

(一)工商注册登记中的难点、对策

1.登记法律法规滞后,政策供给短缺。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是城市化发展中催生的新鲜事物,我国在该领域的立法几近于无。如果根据《行政许可法》的规定,只有法律和行政法规才能设定市场主体的准入许可,而目前涉及集体经济组织的有关法律法规又不完全适用于社区股份合作经济组织,因而,如果局限于此,村改居后集体经济的发展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集美区工商局没有因为缺少法律支持裹足不前而坐失良机,我们依据厦门市政府出台的规范性文件,本着大力发展集体经济推进制度创新的精神,审时度势,结合实际,灵活变通,参照《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反复钻研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的新型治理机制,研究制定了设立登记需提交的材料目录及范本。安排专人对接,设立绿色通道,全程跟踪给予充分行政指导,有力帮扶其顺利办理了营业执照。同时明确该合作社可以出资当股东,允许其设立分支机构,这对于助推合作社做大做强大有裨益。

2. 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法人地位不明确。我国《民法通则》根据法人的功能、设立方法以及财产来源的不同,将法人分为企业法人、机关法人、事业单位法人、社会团体法人四大类。由于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是融合了多种经济组织形式而成的新型组织。因此,目前对其法人地位的认定始终莫衷一是。根据《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规定,农专社可取得法人资格,那么以此类推,参照该法设立的股份经济合作社理应同样享有法人资格。然而,由于股份经济合作社改制初期尚有政社分离不彻底的缺陷,致使其可能具有双重性质,既有一般社团法人的特征,又有一般企业法人的特征。因此,迄今为止,政府的法律法规中也始终没有关于其性质类别的规定,这已形成了工商登记中的一个盲区。

我们认为,合作社按照合作化原则集资建立,从根本上坚持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虽然也引入了股份制的因素,但股东只享有股份分配权,其财产所有权仍归集体享有,而政社不分也只是改革初期的暂时性问题,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社区事务管理权和集体经济经营权必将各得其所、分而治之。因此,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是否具备更多的集体所有制企业法人属性,也将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而得以验证。

3.难以界定经营范围。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是参照《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条例》进行登记的,如果生搬硬套以上规定,合作社的经营范围只能从事与农业有关的生产经营活动。而社区股份合作社是“村改居”产生的新型经济实体,农民转变为城市居民后,已基本不再从事与农业有关的活动。

面对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带来的一系列新情况,集美区工商局本着“以人为本、与时俱进”的务实精神,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根据厦府办[2010]107[②]第二条关于“推进以村改居为重点的集体资产改制,其经营范围参照企业经营范围登记相关规定予以登记”的规定,建设性地将其经营范围核定为: 1、开发建设社区商贸服务设施;2、物业管理服务;3、依法办理政府授权的集体土地承包及其他集体资产经营事项;4、农副产品加工、传统手工艺品生产、乡村旅游开发。这样的经营范围,既是对合作社当前经营项目的高度概括,又给予其适当的余度和充分的拓展空间,为合作社今后的蓬勃发展提供了支持保障。

(二)试点取得的初步成效

1.明晰了产权。按照科斯的产权经济[③]理论,“没有产权的社会是一个效率绝对低下、资源配置绝对无效的社会;反之,清晰的产权可以很好的解决外部不经济[④]的状况”。在霞梧股份经济合作社改革中,我们发现,对通过摸底整理出来的经营性资产、非经营性资产、资源性资产进行评估作价、量化折股后,理清了长期形成的集体资产年代久远、界限模糊、家底不清的现象,使集体产权归属逐渐明朗化,实现了“资源资产化、资产资本化、资本股份化”。孟子曰:“民有恒产,始有恒心”,这种产权清晰、运作规范、利益协调的合作经济发展模式,给社区居民吃了颗定心丸,使居民有了看得见的权益和永久性的保障。同时由于合作社的发展项目实行普惠制,所有社员能够享受平等的参与权和收益权,共享统筹城乡、岛内外一体化的经济发展成果,因此居民上访事件明显减少,社区股份制改革得到了居民的广泛支持和普遍欢迎。

2.激发了集体经济活力。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力来自财产制度创新。股份经济合作社成立以前,由于集体资产产权模糊,集体资产和集体经济收益被鲸吞蚕食的现象时有发生。经过改制明确集体资产的权属以后,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基本对称的产权制度安排,一方面,极大程度上调动了居民的积极性,激励了股东以主人翁的热情关心股份经济合作社的发展,积极参与合作社各项重大决策,增强了发展集体经济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另一方面,采取股份合作的形式,有利于集聚资金、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并积极探索通过技术、专利、管理、信息、商标等多种形式入股,逐步突破社区的地缘局限,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为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保驾护航。实践证明,通过股份制改造,霞梧社区盘活了相当一部分沉睡的集体资本,其叶厝综合楼的运营项目,每年能创造160万的收益,目前正在筹备阶段的霞梧小高层项目,预计投入运营后年收益更将达到300

3.从体制和机制上为居民提供了利益保障。以往的集体经济发展模式中,农民难以从集体经济收入中直接获益,其收入主要来源是家庭农作物的经营性收入,靠天吃饭,结构单一,增收潜力小。如何有效增加农民收入、保障农民利益,从根本上说,不在于授之于鱼,更在于授之于渔。积极帮扶农民转型为城市居民的新兴阶层,帮助他们建立一种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体制平台和按市场机制运作的经济组织,是保障其利益的关键所在。而只有平等、竞争、法制、开放的市场经济才能给经济主体带来恒久利益。霞梧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便具有市场经济的上述特征,作为一个新型经济组织,已经在短时间内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它的设立,使得原农民除了享受原有福利外,还能增加工资性收入和按股分红所得的红利。目前,每个股东年均可从叶厝综合楼的项目中获益2000余元,随着霞梧小高层的落成,股东年收益将增加到5000余元,相信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完善,农民收入将保持持续增长。

4.为规范财务制度提供了保障。实行股份合作社前,自然村党、政、社职能不分,“几块牌子,一套人马”的现象长期存在,管理集体经济事务和社区公共事务的领导班子高度重叠,又没有行之有效的约束机制,村居的财务状况令人堪忧。而股份合作社参照法人企业运作,其章程起着一定范围内的法律效力,对行为人具有硬性约束,比如霞梧合作社的章程第二十五条明确规定“本社实行独立的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国务院财政主管部门制定的规定建立本社的财务、会计制度,并在每一会计年度终了时制作财务会计报告,并于第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前送交各成员”。此外,章程还规定财务预决算、重大开支项目,须经股东大会或理事会审议通过,这些规定从制度上为有效抑制腐败提供了可能。

四、完善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有关问题的思考

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改革是一项探索性的工作,是改革开放以来新形势下农村生产关系的又一次重大调整。近几年来,虽然一些省市地区都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但在改革发展中还有一些值得探索的课题:

(一)关于完善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法律法规的问题

目前国家相关领域法律法规的缺位,导致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的登记缺少法律依据,合作组织的股权缺乏法律效力。此外,股民持有的股权证基本上是合作社内部制发的,仅作为合作社组织内部的分配凭证,没有得到国家和有关部门的确认,更没有得到社会公众的普遍认同。因此加快立法解决合作社法律地位问题迫在眉睫。 

建议立法部门充分利用厦门有特区立法权的这一优势,先行先试,抓紧研究制定关于社区股份合作经济组织管理的法规或条例,从法律上明确规定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组织的性质、准入条件、法人地位及相应的权利和义务,明确股权证书、股票的发放和管理等方面的要求,明确股息和红利受法律保护以及组织破产的处置等办法,并适时上报有关部门,促成国家立法或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对原有的集体资产如何转移为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资产、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如何构建组织机构、有关部门如何有效监管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等进行规范。促使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这一市场主体真正能够做到有法可依,为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的发展壮大提供必要的法律支持。

  (二)关于封闭性与开放性的取舍问题

目前来看,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的治理结构表现出强烈的封闭性:

一是股东的封闭性,合作社的股东一般仅限于社区天然成员,即“天赋产权”,中高层管理人员也不例外,虽然这些人不少是当地的能人骨干,具有较高威望,但是,合作社置身于竞争日趋激烈的市场经济体系中,经济活动日益复杂,竞争环境瞬息万变,将管理人员身份限于本社区无异于固步自封,限制了优质生产要素、先进经营理念的流入。建议允许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参照公司制由社员大会委派相应专业人员组成高素质的管理团队。

二是股权的封闭性,根据农村集体经济的特殊性,在一定时期内理应坚持集体资产不可分割的原则,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作为村改居后的新社区,立足长远,不仅要把农民转为居民,还要积极引导其尽快转变观念,真正融入市场经济改革发展大潮中。遵循这种理念,是否可以尝试赋予股权更多的自由流转性,建议在一定时期之后,在确保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全局利益和社员权益的情况下,参照企业法律、法规相关规定,允许小部份股权进行转让、归(兼)并、置换,甚至整体出让或破产处置等,使其完全按照市场经济规则来运作。

 (三)关于如何增强监督效力的问题

在这方面,美国经济学家伯利和米恩斯的委托代理理论[⑤]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读视角。该理论认为,经济组织是一系列契约关系的总和,由于社员在知识禀赋、经营理念、管理能力等方面的差异,由其全部成员通过约定的合法程序推选出相对具有经营能力、个人魅力、德高望重的成员,委托其负责合作社的经营管理事务,由此便形成了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基本呈现为五级:全体534名社员(最初委托者)——20名社员代表——成员大会——理事会——理事长(最终代理者),这种较短的委托代理链条,理论上能够保障有力的监督和高效的决策,这是合作社效率所在的缘由之一。

但是代理人也是经济人,有着自己的目标函数,追求利益最大化,当内部信息不对称[⑥]的情况出现时,就极易产生寻租和腐败。一个鲜活的案例便是此前沸沸扬扬的义乌股份经济合作社的改革黑幕,合作社理事长在资产确权的过程中,用同一块土地,以其不同的亲属名义重复造假申报骗取股份,且涉嫌非法投标串标买卖土地,借机大肆敛财,一时间引起社会舆论一片哗然。究其原因,便是在这种委托代理关系中,一旦脱离监事会、股东大会的有效监督,必然会产生寻租的大量活动空间,使得代理人的目标函数与委托人相背离,而产生“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这样的委托代理问题。因此,我们需要探索出一种机制,最大限度的保障股东大会、理事会的民主权益,真正发挥监事会的作用,避免出现监事不监视、监事会形同虚设的情形。

(四)关于股权如何设置更合理的问题。

上文提及,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能够激励社员以主人翁的心态参与管理,这种激励机制来源于剩余索取权的普遍分享,因为分红的多少直接取决于集体经济的蛋糕能做多大。但由于每个成员的收益只是其中的一个很小的部分,缺乏足够的利益驱动和权力去参与公司的经营,集体行动中就会有一些社员成为纯粹的“食利”股东,这种坐享其成的“搭便车”行为,必然会削弱社区股份合作社的激励和监督机制。如何更加科学合理的设置股权,使股东收益分红与其努力程度成正比,以体现市场经济按劳分配和公平正义的内在要求,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

基于这种考虑,我们认为,除了现有的人口股(以界定的现有人口为依据计算股份,凡符合条件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一律按人口平等享有股份)配置法外,或许可以增设贡献股,以享受人在本村(社)所做的贡献来确定,可以以承包土地量和从事村内实际劳动年限为依据,也可以以其担任村(社)某项职务的时间长短或是为集体经济发展所做的贡献量为依据,实行分级定档计算股份。此外,还可尝试增设社会福利股,即特殊人群照顾股(如残疾人等),给予弱势群体更多的人文关怀。

在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改制的道路上,必然还存在着许多不完善之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是顺应生产力发展的历史产物,是厦门市岛内外一体化,加速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统筹城乡发展综合配套改革的创新举措,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在总结霞梧股份经济合作社改制经验的基础上,集美区下一步将继续推进21个“村改居”社区的原村集体资产改制工作,相信这一创举,将进一步激发集体经济发展的潜力,为区域经济跨越式增长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孔有利,刘华周.农村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产权分析.中国农学通报,2010,26(23):420-426

[2] 姜晓晓,周静文 陆剑.三大合作——农民津津乐道的新集体经济[N].新华日报,2008-9-24

[3] 张维迎.所有制、治理结构及委托―代理关系[J].经济研究,2006,9

 

(作者单位:集美区工商局 

 



[]包括:

[1]《中共厦门市委 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统筹城乡发展综合配套改革的若干意见》(厦委发[2010]3号)

[2]《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农业局关于加快推进农村集体资产改制发展社区股份合作经济指导意见的通知》(厦府办[2010]107号)

[3]《中共厦门市集美区委 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厦门市委 市政府<关于加快推进统筹城乡发展综合配套改革的若干意见>》的实施意见(集委[2010]30)

[4]《中共厦门市集美区委办公室 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集美区统筹城乡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2010]45号)

[5]《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工商局关于促进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推进岛内外一体化建设的若干意见的通知》(厦府办[2010]206号)

[]《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农业局关于加快推进农村集体资产改制发展社区股份合作经济指导意见的通知》(厦府办[2010]107号)

[]现代产权理论的奠基者和主要代表是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产权理论认为,私有企业的产权人享有剩余利润占有权,产权人有较强的激励动机去不断提高企业的效益。所以在利润激励上,私有企业比传统的国营企业强。

[]外部不经济是指某些企业或个人因其它企业和个人的经济活动而受到不利影响,又不能从造成这些影响的企业和个人那里得到补偿的经济现象,如江河上游造纸厂排放污水,造成下游农作物欠收、农业减产的情况,是将自己的生产成本,转嫁给了社会,这样的结果是它的收益高于社会收益。

[]委托代理理论由美国经济学家伯利和米恩斯于上世纪30年代提出,是制度经济学契约理论的主要内容之一,倡导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企业所有者保留剩余索取权,而将经营权利让渡。主要研究的委托代理关系是指一个或多个行为主体根据一种契约,指定、雇佣另一些行为主体为其服务,同时授予后者一定的决策权利,并根据后者提供的服务数量和质量对其支付相应的报酬。授权者就是委托人,被授权者就是代理人。

[]信息不对称指在社会政治、经济等活动中,一些成员拥有其他成员无法拥有的信息,由此造成交易各方掌握的信息量不均等,将会产生交易关系和契约安排的不公平或者市场效率降低问题。如二手车的买卖,卖主对该卖出的车辆比买方了解,买卖双方掌握的信息不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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